崔琦别说我是中国人对每个人去留真正取决定作用的是政策软件，即公共政策是否宜居。“我要去南昌”的社会心理，其实就是对宜居公共政策的向往和追求。

　　据报道，本月起，南昌市执行新生婴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办理落户的新政。无论新生婴儿是否在计划内出生，只要凭《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婚姻证件和户口簿即可办理户口。随后，广州、南京、郑州、武汉等地家长，在当地邮局及广场门口自发举行“我要去南昌”的活动，给当地计生部门和公安局邮寄建言，希望户籍与计生脱钩的人性化措施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这些家长们的热烈反响，很容易让人理解成一种“行为艺术”。作为“行为艺术”，不带简单的褒贬色彩，“我要去南昌”至少透露出两重含义。

　　其二，不少人对南昌“户籍新政”可能过于乐观，有些人可能理解成超生人员直接入户，不必交社会抚养费。但是，南昌市公安局的解读是，派出所在办理完成新生婴儿户口登记手续后的一个月内，会将办理情况和相关信息通报给同级计生部门，作为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依据。

　　客观来看，南昌所谓的“户籍新政”，在新生婴儿落户政策方面，对于超生对象来说，以前必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出证明，然后才能上户口，现在改为先上户口，再缴纳社会抚养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黑户”现象在南昌有可能实现大幅减少或绝迹。

　　没有了户口做“筹码”，可能会给计生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带来一定难度。但是，有了派出所的定期通报，并不会影响计生部门掌握生育信息，所不同的是，计生部门要改变过去普遍强硬的工作习惯，才会得到更多的配合和支持。

　　可以预见的是，计生政策将来肯定还需要继续改革、调整，但不管如何改革，必须明确，计生的归计生，户口的归户口。落户是公民的正当权利，本来就不应和计生等捆绑，这样的政策并非进步，只是尊重了公民本来的权利，让各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回归正常。

　　其实，每个人对生活的城市要求并不高，硬件方面无外乎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食品，对每个人去留真正取决定作用的是软件环境，即公共政策是否宜居。“我要去南昌”的社会心理，其实就是对宜居公共政策的向往和追求。如果类似南昌这样政策调整复制到其他城市，让政府部门和公民的权利回归正常，相信“我要去XX”的句式同样成立。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让社会管理更为人性化，多一些善政，少一些门槛，多一些便捷，少一些折腾，多一些实效，少一些别扭。如果真正做到这些，不管哪里，公共政策都差别不大，到处都可以是“南昌”，就无所谓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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