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夜行起点中国科学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科技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与科学学的研究有关；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上都可以看到科学学活跃的身影，科学学是为改革开放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学科。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一代学人创造了研究会的“黄金时期”，科学学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显学。这些年来，学科的事业繁荣了，但也潜藏着危机。今天，中国科学学再度成为显学，2021年12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入选“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的名单。科学学作为新时代的显学，应该有一流学会的学科责任，面对时代抛给科学学的问题，如何回答好，任重而道远。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一代学人创造了研究会的“黄金时期”，在重大历史时期贡献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塑造了中国科学学学者的精神气质，科学学也成为当时的显学。近十年来，科学学学科达到空前的繁荣，研究会再度入选中国科学的“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名单，成为新时代的显学。面对两个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为一流学会的显学，科学学负有特殊的学科责任。

　　科学学与改革开放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是富于历史使命感的学科。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尚未成立之前，为迎来“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一代学人（以下简称第一代学人）就表现出他们的责任担当，他们成果卓著。第一代学人塑造了中国科学学学者敢于担当的精神气质，他们不辱中国科学学学者的使命。

　　面对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科学共同体，第一代学人将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林自新先生和吴明瑜先生等第一代学人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起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中，引用了马克思的经典，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这一论述对于引导中国理论界、思想界从过去对生产力的狭隘理解中挣脱出来至关重要，也正是这一论述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在很长时间里，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打击和排斥，被贬为“臭老九”。而第一代学人所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论述彻底地改变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科技工作者不再是“戴镣铐跳舞”的臭老九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新论述体现出第一代学人敏锐的洞察力和正确的大局观，以及他们对知识分子地位的人文关怀。第一代学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怀、良知、执着、胆识和担当，以及他们在重大历史节点上所作的贡献，现在无论怎样去评价，他们居功至伟的历史地位都令人十分敬仰。

　　思想解放运动后，在一些重大改革进程中都可以看到中国科学学活跃的身影。其中，推动“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和引进国外工业园区的概念应该是研究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是在钱学森、钱三强、于光远、李昌、裴丽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和领导人的关怀下成立的，在1982年6月25日研究会成立之后，中国科学学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而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研究工作聚焦到科技战线（科学共同体）的改革之中，诚如第一代学人吴明瑜先生所说：“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波涛汹涌，那时刚刚打开国门，第一代学人深切地感受到这股浪潮势不可挡的气势，研究会推动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 1983 年，为了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 迎接新技术革命 ” 的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让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对于当年的这一场大讨论，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方新教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 这场讨论实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机会，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看到了世界。 ” 以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学成为中国 “ 求知识于世界 ” 的开路先锋。

　　改革开放拓宽了视野，中国学者不仅开始研究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英国剑桥工业园、日本筑波科学城、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以及台湾新竹科技园也都成为中国科学学研究的对象。第一代学人很早就引进了国外工业园区的概念，原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吴明瑜先生是第一个提出要研究波士顿128号公路工业园区兴起经验的人，而原研究会副理事长张碧晖教授则是中国第一个参加国际工业园区学术会议的人。在新技术革命领域里中国学者开始寻找新的学习标杆，美国硅谷作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也就自然成为第一代学人重点研究的对象。引进国外工业园区的概念对于智力密集区的开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方科学学研究所在积极推进本地智力密集区的开发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高科技园区从无到有，如今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2021年12月15日，中国科协正式公布“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入选名单。经过项目申报、资格审查和专家评审等环节，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功入选50家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支持学会”，中国科学学再次成为了显学。而研究会作为“一流学会”，对“建设负责任的科学共同体”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

　　如何建设负责任的科学共同体？为什么日本诺贝尔奖获奖数出现井喷式增长的现象？究竟什么是科学？等等，这些正是当下中国科学共同体或中国社会的重大关切，而研究这些问题则是中国科学学最基本的学科责任。面对当下中国科学共同体的一些重大关切，科学共同体在等待专业的回答。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就超过了日本；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已经是日本GDP的近2.9倍了。2020年中国R&D经费总量居世界第二，约为美国的54%，是日本的2.1倍。而令人吃惊的是日本近二十年诺贝尔奖获奖数呈现井喷式增长，日本科学共同体已然涌现了庞大的杰出科学家群体，并显示出强大的科研创造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东亚科学强国日本是一面很好的镜子，面对日本科学家的成功，科技共同体出现了“诺贝尔奖的焦虑”，而科学学并没有积极的回应和反思。回顾当年，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挑战，第一代学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不仅推动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还拿出了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报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我国的挑战和我们的对策》，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政策走向。而今天，科学学本应该回答如下重要问题：其一，日本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其二，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其三，中国科学共同体到底存在哪些阻碍科学发展的问题？以及，中国科学共同体应该如何追赶日本？等等，这本来是科学学的学科担当，然而科学学却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在科技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关于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涉及到究竟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曾引起科学界的广泛争议，如其中一个基准点争议最大：“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是科学吗？其实，这恰恰是科学学应该正面回答的问题，在“究竟什么是科学”的议题上科学学应该最有线 学科的兴盛与危机

　　科学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综合性新兴学科，主要以经验方法对科学进行整体研究的综合性学科。由于科学学涵盖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技管理等学科的一些研究领域，而这些学科也聚集在研究会的旗帜之下，科学学枝繁叶茂。近十年来，研究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学科繁荣兴旺，学术年会的规模越办越大，学术年会的讨论议题也越来越广，这当然是研究会学术事业发展的大好事。但有一个倾向特别值得注意，即，有关科学学的传统议题变得也越来越少了。其实，研究会在“学术繁荣”的表象之下，可能潜藏着其正在丧失科学学学科特征或学科“重心偏离”的危机。

　　科学学与其他几个关联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一段时间以来，在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中，作为当下显学的创新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成为研究会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科学学只能尴尬地站在这些学科后面若隐如现。在创新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进入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出现这类情况无可厚非。然而，在两个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特色一流学会的研究会必须有一流学会的责任，一大堆该由科学学回答的问题正等着科学学，是科学学回归自己传统研究领域的时候了。

　　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是科学界的社会关系结构，既是科学学要研究的重点领域，也是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要研究的重点领域。要研究建设负责任的科学共同体问题，就要研究“范式”和“科学规范”，而研究中国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和“科学规范”正是科学学的学科责任。

　　根据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理论，所谓科学共同体就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科学家群体，其基本特征就是共同体的成员拥有共同的信念、理论、方法，接受同样的价值标准，即共同的“范式”（paradigm）。科学共同体形成的核心在于其成员接受共同的“范式”，没有形成一定的“范式”也就没有形成科恩定义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也十分强调科学共同体的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获取可靠的知识，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则是建立和发展科学家之间那种为获得可靠知识而必须的最佳关系，他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准则——科学规范（默顿规范）。

　　科学规范对于保持科学共同体的健康和活力起着重要作用，大科学时代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科学共同体的制约和影响越来越大，默顿规范也不再是金科玉律了，但建立科学规范的基本宗旨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科学共同体通过建立科学活动的规范来保障科学共同体的健康和活力。事实上，日本诺贝尔奖获奖数呈现井喷式增长已经说明一个道理，一个科学强国仅有少数几个杰出的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规模庞大的杰出科学家群体涌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健康的科学共同体，就不会有产生杰出科学家群体以及强大科学创造力的土壤。因此，要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共同体，如何保持科学共同体的健康和活力是关键。

　　科学学应该成为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守护者，这也是学科的责任。研究会成立之初，第一代学人就积极参与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可以讲，研究会有深厚的战略研究和战略制定的学科传统，应该发挥好科学学研究对科技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对于十多年来中国科学共同体出现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等科学失范行为，科学学无须去充当一个批评者，而是要从科学学的理论上去分析科学活动中的越轨等科学失范行为的成因，研究约束科学活动中的越轨等科学失范行为的机制和办法，并且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学有运用科学计量学、科技统计数据等工具和技术等有利条件，“审视那些运行正常或者业已失败的项目，量化科学发现与创新的各种模式，为科学的整体进步提供经验教训。”尽早发现科学共同体的问题并及时预警，不要等问题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今天的科学学人应该站在中国科学共同体之上，以宽广的全球化视野，去研究新时代的新问题；要像第一代学人那样，真正担负起学科的责任。

　　2022年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回顾研究会的发展历程，对第一代学人所做出的贡献充满了敬意。研究会的发展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第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他们表现出来了杰出学者的情怀、良知、执着、胆识和担当，并创造了研究会的“黄金时期”；科学学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显学，也无愧于中国科协“一级学会”的称号。今天，研究会又被中国科协选入“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支持学会”，研究会要延续第一代学人创造的辉煌，无愧于“一流学会”这个光荣称号。研究会要想在建设负责任的科学共同体中有所作为的话，必须先将本研究会建设成一个负责任的学术共同体。面对时代抛给科学学亟待回答的问题，科学学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