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nlunxiaoshou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诸多艺术家以视觉语言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国画家蔡亮于1959年创作的《延安火炬》和苏联画家莫伊谢延科于1972年完成的《胜利》，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两幅跨越时空的杰作中，两种关于胜利的史诗叙事遥相呼应，共同构筑起人类反法西斯记忆中悲怆而壮丽的精神图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这两幅不朽画作，更能深刻体悟胜利背后蕴含的历史重量与人文深意。

　　《延安火炬》蔡亮油画164×382cm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1959年，29岁的蔡亮将笔触投向延安的漫山星火，《延安火炬》以流动的火焰构筑起温暖而热烈的视觉史诗。画面中，蜿蜒的S形火把洪流如生命之河奔涌向前，老农擂鼓的皱纹里跳动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女兵怀抱婴儿的身姿透着胜利后的温柔安宁，战士搀扶大娘的身影写满鱼水情深的热忱。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诗人艾青激情洋溢地写道：“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蔡亮将作品定格于胜利消息传来之夜，军民同庆的集体欢腾时刻，暖色调的朱红与金黄交织碰撞，让光演化成旋转的洪流，成为全民共赴的盛大庆典，将十四年浴血奋战后的狂喜与希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莫伊谢延科的《胜利》中，胜利时刻被赋予了更沉重的内涵与更复杂的情感。画面聚焦柏林巷战的最后瞬间：一名红军战士在胜利的欢呼声浪中骤然中弹，战友急忙扶住他瘫软的身躯。上方是倾颓的建筑与弥漫的硝烟，下方是遍布弹痕的碎石瓦砾，整个画面充满了战争的残酷与悲壮。画家用刺目的亮白勾勒濒死者的军装，以沉郁的深褐晕染周遭阴影，生与死、胜与殇被压缩进同一个震颤的瞬间，让人们在胜利的喜悦中不忘战争的惨烈代价。

　　《胜利》莫伊谢延科油画200cmx150cm1970-1972年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都是创作者生命体验与精神内核相融合的结晶。蔡亮的创作深深扎根于陕北生活的深厚土壤，为了捕捉火炬游行的真实动态，他多次深入陕北采风，反复试验光的层次变化，力求“让光演化成旋转的洪流”。最终以扎实的写实笔法完成了充满浪漫气息的艺术表达，画面右下角女兵与农妇的轻声私语、鼓手鼓起的腮帮，无不涌动着泥土般的质朴生命力，让军民同庆的集体记忆有了可触可感的气息。这种从生活中来的艺术，带着陕北大地的泥土芬芳，带着唢呐与鼓点的欢快韵律，将胜利的喜悦传递得真切而热烈。

　　作为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亲历者、集中营的幸存者，莫伊谢延科将刻骨铭心的战争体验熔铸成独特的象征性艺术语言。《胜利》中倒下的战士并非特指某位英雄，而是民族牺牲的深刻隐喻——卫国战争1418个昼夜的苦难与坚守，在胜利降临的瞬间凝结成一声沉重的叹息。其刀劈斧凿般的笔触，融合了现代主义的表现力，这种带着战场硝烟味的艺术表达，让个体牺牲的永恒代价有了直抵心灵的力量。

　　艺术的差异背后，往往是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的分野与对话。《延安火炬》中S形的人流动线，暗合中国长卷山水“游观”的美学传统，观者视线随火把蜿蜒延展，仿佛亲身行走在延安的山道上，在移步换景中感受集体欢庆的东方韵律，耳畔似有陕北民歌的悠扬与鼓点的欢快回荡，这种艺术表达让历史记忆有了沉浸式的体验感，体现了中国艺术“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

　　《胜利》的戏剧性定格，则承袭了欧洲历史画的悲剧崇高感，它令人想起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中倒卧的死者、戈雅《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里的受难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发观者的情感共鸣与哲学思考。莫伊谢延科更以深刻的哲学思辨深化主题：当柏林国会大厦插上红旗时，画中的士兵却永远闭上了眼睛——“绷紧的神经突然松弛，战士倒了下去”。这种对胜利代价的冷峻审视，与蔡亮笔下毫无保留的欢庆形成了深刻互补，展现出胜利叙事的完整维度。

　　尽管两幅画作在表现形式和情感基调上存在差异，但在反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题材时，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与创作初衷。他们都以极具感染力的视觉语言，忠实记录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将历史的瞬间凝固为永恒的艺术形象，让后人能够透过画作感受到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两幅作品都蕴含着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传递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与珍视，彰显了艺术家们的历史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八十年岁月流转，延安的星火早已燎原，照亮了民族复兴的征程；柏林的硝烟已然散尽，见证着世界和平的渴望。《延安火炬》与《胜利》，如同历史长河中的双生灯塔，在人类追求和平的道路上闪耀着精神光芒，提醒着人们：铭记胜利，更要铭记胜利背后的艰辛付出与坚定坚守，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战争的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周艳，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哲学与文化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