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余权就在昨天，最近深陷泥淖的哈佛大学迎来了两个好消息：上诉老特的官司打赢了，针对留学生的禁令被叫停。

　　■毕业典礼上，哈佛官方专门选取了很多国际生的照片，表达对身处风暴眼中的留学生的支持。

　　这一次，一共有三位毕业生登上了演讲台，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让全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令人自豪的是，

　　她还传上了特色服饰，彰显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向持续给留学生施压的美国和关注事态进展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报名时，需要提交自己的故事和主题大纲，组委会再选出契合当下也符合哈佛价值观的人选，经过重重关卡后，最后选出3名毕业生。

　　一旦入选，就会有专人一起来过演讲稿，找角度，并上专门的演讲课程，训练仪态，整个过程会持续一两个月之久。

　　何江博士还告诉我，当时去申请的中国学生并不算太多，他也是在一位教授的鼓励下去试了下，没想到却选中了。

　　■在哈佛毕业演讲的何江，他也跟谷雨星球的孩子们进行过多次交流，分享自己的故事。

　　蒋雨融来自青岛，曾就读于青岛65中，在英国卡迪夫读了两年高中，后被美国杜克大学录取，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毕业后进入瑞士投行和私募公司，随之一年后加入了哈佛肯尼迪学院。

　　她小时候有一个朋友，是一名鱼贩的女儿，她虽然也渴望用教育改变命运，但因为不得不帮父母在商店卖货，没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所以人生轨迹并没有改变。

　　■正如这本书中所研究的，父母的文化、社会资本对孩子的教育结果有很大影响

　　初到卡迪夫中学时，她不懂英语，却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想知道某些困难的社会境遇，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在杜克大学真正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学习后，她的视角开始向外延伸，发现哲学和政治学也能解决自己的困惑。她阅读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卡尔·马克思和威廉·L·罗等思想家的著作。

　　而至于为什么来到了哈佛，是因为从杜克毕业后，虽然来到了「香饽饽」的金融领域工作，

　　，也正是这份直觉，带领她申请了哈佛肯尼迪学院为期两年的国际发展硕士项目。

　　同学们和她一样充满理想，想要支持世界各地的社区。当同学们失去亲人或经历其他艰难困苦时，同学总会伸出援手，确保他们有饭可吃，不再孤单。

　　哈佛给了她新视角，让她避免陷入「将其他国家的人视为异类或低人一等」的陷阱。

　　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她会在演讲中多次提及这群「有血有肉，有欢笑有梦想」的同学们，我也观察到，每次她的眼神投向观众席，大家总会默契地为她欢呼鼓掌，非常令人动容。

　　她不仅是中国绿发会的长期志愿者，在她去年在青岛65中的演讲中，她也向学弟学妹们分享了哈佛的求学经验，以及她所见到的祁连山和湘西扶贫故事。

　　她也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女孩，不仅在哈佛期间创办了拳击俱乐部，与男性拳击手对打，教授实战技巧，也在MIT玩帆船和水上运动。

　　因为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就无法挡住看不见的拳头，也无法击中看不见的目标」

　　这些经历，也塑造她成为一个敢于发声的女孩。在前两天哈佛被「轰炸」之时，她接受了新华网的采访，表示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就像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百年前说过的那句话：

　　「我们之所以能形成社会，正是因为我们共享着某些超越个体差异的信念、情感和规则。」

　　他们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洗衣机怎么用——因为所有标签都是中文，而谷歌一直把一个大按钮翻译成「旋转幽灵模式」（某种不断困扰、难以捉摸的困境、心魔或挑战）。

　　我们当时就在那里：一个印度人和一个泰国人打电话给我，一个在蒙古的中国人，让我去解读坦桑尼亚的一台洗衣机。

　　那一刻，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想法：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小村庄。也正是那时候，我记得有人告诉我，我们将是第一代终结人类饥饿和贫困的一代。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是国际发展专业。它正是建立在「人类同舟共济、兴衰荣辱」这一美好愿景之上。

　　当我与来自34个国家的77位同学见面时，我所认识的那些国家，那些地图上色彩斑斓的图案，如今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他们拥有欢笑、梦想，以及在剑桥度过漫长寒冬的毅力。

　　我们舞动着彼此的传统，承载着彼此世界的重量。全球挑战突然变得与我们每一个个体切身相关——

　　如果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他没有发起、也从未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会随之消亡。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开始相信，无论是远隔重洋还是就坐在我们身边，那些思维方式、投票方式或祈祷方式与我们不同的人，他们不仅仅是「错误」的，更被我们错误地视为「邪恶」。

　　我在哈佛收获最大的不仅仅是微积分和回归分析，而是学会了如何面对不适，如何深入倾听，如何在困境中保持温柔。

　　如果我们依然相信共同的未来，就不要忘记：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人，他们也是人。

　　看到他们的人性，我们也就找到了自己的人性。最终，我们并非靠证明彼此的错误而崛起。我们是通过拒绝放开对方的手而崛起。

　　当我们离开这所校园时，我们带着所有曾遇到的人——跨越富足与贫困，城市与乡村，信仰与怀疑。

　　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怀揣着不同的梦想，他们都已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请紧紧抓住他们，因为我们被比信仰更深的东西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