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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真颜青春定格原液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份认同的困惑。四位年轻艺术家通过他们的镜头和作品,探讨了如何借助摄影这一艺术形式来实现内心的疗愈和自我存在的探索。
214 的《不断移动的意念》展现了个体情感的流动性,陈可馨的作品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生活中的平凡与真实,彭佳从旧相册中提炼出个人记忆与家族历史的交织,而朱宝蕾则通过独处的主题强调了个体成长的重要性。
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为观者提供了一种心灵的慰藉,也启发了我们去思考和重塑自我认知。
具有 25 年从业经验,曾任《摄影之友》总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新闻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新媒体视觉联盟秘书长。2002 年,编著出版《第三只眼——中国当代摄影师访谈》,曾担任露西基金会IPA国际摄影奖、2020 年度 SONY 世界摄影大赛等摄影比赛评委。
摄影,是我的人生际遇。它带着我去了很多地方,推着我迈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带给我一份又一份成就感。回忆中的大部分都与它相关。曾几何时,它是我人生的主旋律,喜怒哀乐皆围绕着它。为此,我感觉自己的生活过于单一贫瘠,开始寻找新的乐趣,在不确定中生活,最终因倦怠而远离。
从中抽离时,我想要切断与它的所有联系,想要从头开始,想要改写人生轨迹。因缘际会,我遇到了“心理”。所有的未知转化为一份又一份新鲜感,我在其中甘之如饴,不断地汲取,渐渐发现,原来它早已渗透在过往的点滴之中。
我的人生拼图中,不同板块在对位、聚合。在一个月前,主编刘东偶然的一句话,断裂的两个自我重新连接,转化出一片新领域——摄影疗愈。照片、文字,不同的拍摄与表达,呈现出不同的肌理,作品与作者的关联成为我新的研究主题。于是,有了这个特辑。
感谢孤独图书馆,他们对人、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境遇的持续关注,遴选优秀的作者与作品,帮我在弥漫的网络中快速聚焦,此次及后续的作者大都选自他们过往的稿件。当我邀请他们成为合作伙伴的时候,他们欣然应允,令我倍感支持。
感谢《摄影之友》,我的老东家,不仅为此提供了版面,也给了我自由发挥的空间。最最要感谢的是,从想法之初,此次的各种连接、推进与不断的优化演变,都得益于与他们的沟通。一个信任、支持、陪伴、及时给予映照的环境即为心理学中的安全基地。拥有它,创造力、探索性才拥有可能。
摄影往往能够激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要么拍摄者后退一步,让自己与拍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尽可能地处于一种相对客观的位置来进行观察、凝视。要么拍摄者前进一步,进入拍摄对象所处的那个情境之中,通过具体的身体行动与拍摄对象建立起某种隐秘的联系。214 的摄影显然是属于后者。在《假寐的狗》这个系列中,他用摄影为我们编织出一个无缝的世界——在这里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所有的一切都共通相融,在无形中全都被 214 的视线串联在一起。不过,这或许并不是 214 有意为之的结果,用他的话说,“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的随手拍”。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那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发现生活与自然之美的敏锐观察力。同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在面对这些拍摄对象——不论是对人还是对昆虫、动物、植物等的时候,全都保持着同样的好奇心、专注力和共情力,贯穿于所有照片之中的是一种没有被“创作”这种意识污染的感受力。
2017 年,214 获得日本佳能公司举办的“写真新世纪”优秀奖,当时评委之一的印度摄影家 Dayanita Singh 做了这样的评价:“我喜欢这些充满恐怖和预感的照片中的那种‘残酷性’。它们似乎暗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特质。在这个充满同质性影像的时代,这些照片都拥有某种独特的视角,向我们传达了很多内容。”不过,对于 Dayanita Singh 所说的那种“恐怖”之感,214 并不认同,在之后的访谈中他说道:“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后来在写真美术馆布完展后,这种恐怖感被我一扫而光,评委估计挺失望的,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照片有这层意思。”显然,他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即便的确能够让人感受到“恐怖”,也都不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而刻意做出的“惊人之举”,这些情况只不过是他生活中极其普通、再正常不过的景象。
不过,我也能理解 Dayanita Singh 所说的那种“恐怖”,毕竟在我第一次看到 214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也的的确确被“吓”到了,而在这次“假寐的狗”这个展览的现场,我也看到了有的观众看到那张百脚虫照片时脱口便叫了一声“哎呀,好吓人呀”。和 214 一样,我也是在小城镇生活成长的,虽然小城镇处于城市与乡村(或者说自然)的缓冲地带,但我们的生活早已经城镇化,与自然的距离还是相当遥远。城市是概念的产物,其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将人从自然或者从混沌的世界中隔离出来,保护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完全”由人类控制的“安全”区域内。或许是因为我们被保护得太好了,我们逐渐对混沌的、瞬息万变的世界感到陌生,甚至对我们自身那种具有原始性的身体意识感到陌生。在城市中,我们是吃过猪肉但没见过猪跑的一代人,我们执着于社会赋予的各种工作、标准、评价而难以梳理自己的行为规则,心安理得地等待着各种媒介投喂的精神快餐却无法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官与行为实践去发现真正的快乐与幸福。
在《假寐的狗》这个系列中,214 所呈现出来的显然不是城市中那种深受社会规范规训的世界,而是一个原生态的、带着某种“童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动物、植物好像没有了严格的区分,似乎是在用一种自然界的视线来观看眼前的一切,他镜头下的那些孩子(成年人仿佛被驱离出这个世界)近乎动物,而动物则获得了某种平等的视线,像人一样有着各自的性格。而这些照片也记录下了 214 与它们之间的那种亲近感,“只有观察并不够,还得去感受,感受光线从早上到下午的变化、树荫挡住阳光后带来的皮肤温度变化。”大概就是在这样真切感受自然的过程中,让这位原本对自然并不亲近的小镇青年喜欢上了花草树木,喜欢上了自己下班、散布途中路过的那个“小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小自然”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被忽视的那一部分,是与人在社会中被灌输的标准不吻合的行为状态、自然生物。故而,当 214 把那种不加掩饰的“原始性”作为一个充满快乐的美好世界展示出来的时候,让我这种已经与自然脱节的人感到不适或者觉得“恐怖”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样的“恐怖”之感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醒。在《假寐的狗》这个系列中,只要我们稍微留心,就不可能不被 214 作品中的那种无垢的快乐感染到。水面上均匀而细致的涟漪、两个在草丛中午睡的人、在空中急速振翅飞翔的蜜蜂、路上边走边看《我不是你爱情的末班车》的孩子、载着一车彩色气球的三轮车、戴着太阳镜的气球、小姑娘穿着的青蛙雨鞋、阳光下慵懒的少年……这些充满童趣的照片总会让人心生暖意,会心一笑。但也会在不经意间遭遇如吐着舌头的青蛇、在手臂上爬行的蜥蜴、停在树干上的黑色昆虫、爬在肩膀上的百脚虫、吊挂在树枝上的两只山鸡、如外星生物一般的树枝、雨水中的已经
死了的黄色飞蛾等可能会让人觉得“恐怖”的光景。不过,这样的“恐怖”感所带来的陌生感却会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弥散在这个系列作品中的快乐,进而穿过那种陌生感,再次从那“恐怖”中切实地感受到 214 当时的那种情境,体会到他沉浸在那个世界里的快乐。这种等价式的并置显然很好地传达出 214 在与那个“小自然”共处时的轻松与欢喜,也许对他而言,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恐怖”“快乐”之分,都是“美好又无关紧要的时刻”。事实上,这样的“美好又无关紧要的时刻”并不只属于 214,同样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要获得这样的快乐,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回到真实的生活之中,唤醒自己身上那种不受社会规则规训的纯粹而开放的感受力。
在我看来,“假寐的狗”这个展览便是 214 为我们提供的一次回归真实生活的机会。这个展览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展示方式,将照片规规矩矩地装裱在高级的相框里,整齐划一地进行展示,而是不加装裱、率性地将照片直接贴在空间的各个角落里,有的贴近地面,有的则飘在高空,尺寸不一,形态各异,既没有仪式化的设置,也没有奇观化的声光化电,看起来似乎毫无章法。然而,这些错落分布的大大小小的照片仿佛自由生长在展览空间里的“生物”,将整个展厅转化成了某种自然状态的情境,人们可以轻松自在地进入其中,本着自己内心的好奇心在这个“小自然”里去发现自己的快乐,享受“美好又无关紧要的时刻”。可以说,这个展览既还原 214 的生活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我们本来应该拥有的生活状态,正如他曾经说过的:“它们存在于世界上任何角落以及其他人的生活中,只不过我用自己的角度将这些生活片段重新展示在你面前。”
在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会认为拍摄一张好的照片一定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器材或者摄影技术,这大概也是很多人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摄影器材的先进程度和摄影技术的巧妙性的原因吧。但是类似 214 创作的这些摄影作品,却绝非靠先进的摄影器材或高超的摄影技术就能够创造的。在我看来,214 的摄影并不是“拍”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恰如汪曾祺在《邂逅》中所说的:“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有时你疲疲困困,你的心休息,你的生命匍匐着像一条假寐的狗,而一旦有什么事情来了,你醒豁过来,白日里闪来了清晨。”在这里,首先需要的是对生活的那种本真的、纯粹的态度,随时抱持一种观看探查的渴望。而摄影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他感应这个世界的一种媒介,帮助他与日常生活、与自然建立联结,让他自然地进入日常生活之中,进入自然之中,在“有什么事情来了的时候”能够“醒豁过来”,发现并沉浸在那些“美好又无关紧要的时刻”里。214 曾经说过,森山大道对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从这一点上看,他无疑非常精准地把握到森山大道摄影的精髓,不被风格表象所魅惑,而是将摄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将摄影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
在 214 的个人网页上,观看《假寐的狗》摄影作品之前,首先看到的是选自汪曾祺《邂逅》中的一段话:“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有时你疲疲困困,你的心休息,你的生命匍匐着像一条假寐的狗,而一到有什么事情来了,你醒豁过来,白日里闪来了清晨。” 不可避免地,我带着它激发出的情绪观看着每一张照片,揣测着背后的创作动力与能量。在一幅幅移动的当下,我的好奇心在堆积,开始期望自己进入作者的立场,旁观在每一个时间的空间里,他选择了什么,回避了什么?这些与他的每个“当下”状态有着怎样的关联?他感受到了什么,又在更新什么?
跟随《假寐的狗》中的一幅幅照片,那些 214 随手按下的快门,不过就是他生活在贵州的日常生活,是他与日常事物的相遇。最后呈现出的照片却显化出偶然与必然的相撞,意识与潜意识的连接。它们不再仅仅是属于“他”的,也是“我们”的。
这种观看体验令我联想到了心理学中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自由联想”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主要治疗技术之一,目前依然是精神分析流派中一项重要的技巧。这门技巧鼓励人们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尽可能无拘无束地说出脑海中浮现的任何想法、感觉、记忆或幻想。不管它们是多么不相关或琐碎,也不用考虑它们是多么缺乏逻辑与不重要的,或者没有任何意义,人们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自我审查或过滤。那些日常被人们认为不合逻辑、非常无聊,甚至可笑或毫不相关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被不带评判地表达出来,也不用担心被评判。
摄影作为一种表达媒介,为 214 提供了表达内在的允许与可能。它既可以让 214 贴近自己的心意,遵循自己的直觉,又可以借助影像将潜伏的、无法言说的生命体验及隐而未现的记忆一一道来。214 花很多时间从这里走到那里,创造力带着他的注意力搜寻周围的生活讯息,并将这些讯息按照某种交互机制做紧密的组织,抓取每一份极为短暂的感知。
这些照片不仅有向外的、反击的力道,也是一种向内的,对现在的自我的安顿与愉悦。
1993 年生,摄影爱好者,家里蹲,试图通过像相机一样拉长焦和微距的方式看到世界的外面和自己的里面。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旅行,发生在 281 号 403 室。这套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有父母和我,有目前为止已经十八年的回忆。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总是会产生习惯性麻木、无视和逃避。我曾以为,我对这个家充满了过于熟悉的疲惫感,但 2021 年的某天,转机来了。
我把相机放在餐桌上,随手开了机,本来只是想看看图库里上次拍了什么,却在开机那一刹那被屏幕中骤然出现的图像吸引了——是那一秒的当下,如实呈现,平平常常的餐桌,就在我的正面前,我从镜头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迷人。我惊异于这张完全未经设计的图像,它突然出现,蕴含着一种美丽,像是在旅途之中忽然出现在拐角的未知。
我抓住这份惊喜的余温,立马端起相机在家中巡视了一圈,心情像旅游一样,把这拥挤的有限空间视作一个崭新景点。
随后的几年间,我断断续续又拍了一些家庭照片。每次整理时,心里总是诸多感慨,因为我从没想过我拍我家会是这个效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自己是怀着憎恨在这个家里活着的。我把对现状的许多不满,归咎于青少年时期和父母激烈的矛盾。在那个电话机旁,我被迫听过太多争吵;在那张沙发旁边,我跪着求爸爸不要撕我的课外书;那个收纳柜的支撑杆,在它组装好之前,被我用来殴打过自己的大腿;那扇门被我不小心夹过妈妈的手指;而那个本来应该放着全是锈的小狗存钱罐的地方,有一天罐子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些物品上盘旋的情绪让我开始讨厌这套房子本身,恨它小,恨它堆满了上一辈的囤积物。恨它吵,恨它楼盘密度大,恨它逐年老化。我一度觉得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极度糟糕的,脑海中能回想起来的全是这些和残酷悲哀有关的记忆。
我花了很久才知道,我厌弃的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自己,恨自己无法离开,恨自己改造不了环境,进而找很多推脱,这样不用负责任也就不必要改变了。
所以理所当然地,我以为我会把这个家拍得阴暗且扭曲。但是,照片不是这样的。
我在家里种了许多植物,到处都有生命生长的痕迹,有不少是爸爸陪我去买的。我以为多且杂乱的物品,在照片里变成了一个一个暖和的东西。妈妈的飘窗上有时堆满了衣服,是她想学习“断舍离”的概念,正在整理她二三十年间买的上千件衣服。但是有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的是我十岁左右穿的可爱小裙子们,她总会拿出来摸一摸,又拉上拉链,再放回衣柜里。我曾以为困住我的压抑小房间,现在充满了透过玻璃的光。
我忽然发现我身上有一种巨大的羞耻,羞于面见美好,羞于承认我生命中也有巨大的光明,羞于面对这个家庭中也曾有过的温暖的回忆。过往的影子成为障目之叶,我才意识到,我对“家”是有多么依恋。
照片替我看到了我的未知,或许它们比我的头脑还要诚实许多。这些照片不仅是视觉上易被忽略的内容,还有心里的盲区。
有没有可能,除了那些只发生在我脑海中的,所谓“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我漏看了太多?有没有可能,一直以来我都看错了?到底是心看不见,还是眼看不见?
我有过一些特别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想去喜马拉雅高山上找个山洞闭关几十年,面对着四周的皑皑白雪,往下是深不见底的密林,头顶有蓝天。而我家的阳台望出去,只能看见水泥墙、别人家的阳台、别人家的窗户、别人家的空调外机。但有一天,从相机里的阳台望出去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同样的场景我也看了十几年了。不知道望着雪山十几年和望着隔壁楼盘十几年,最后会有很大区别吗?
这套房子给我的印象是如此陈旧和刻板,导致我一直觉得这里太糟糕,太不舒服了,我被饥渴和匮乏驱动,总想寻找下一处“更好”的地方。但如果眼睛只盯着远方,即便你好像在拼命地逃避,所到之处大概都是囚笼吧。
旅行的意义就是身临其境,真正的境。这是一个房屋,是我家。现在,就像一场真正的旅行,我在方圆五米内,一再地转身,看看自己面前到底有什么。
一次偶然,陈可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家的感受,重新构建自己与家的连接。她将此命名为家庭旅行,并以“旷日持久”来形容它,这里蕴含了太多复杂多层细微与难以言说的内容。通过摄影,陈可馨的情绪、感受被具象为一幕幕生活场景。在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内,时间的流转为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如此丰富的看见则完全基于她对这个家的渴望 —— 一种找寻的渴望、一种新的认知与了解的渴望,一种重新体验与感受的渴望,渴望带着她从旧有的创伤性感受走向新的珍爱。
陈可馨自述“原以为自己是怀着憎恨在这个家里活着的”,并以此作为主线来组织过往的经历、记忆——她留意的是父母的矛盾,记住的是爸爸撕自己课外书的气愤与难过,还有那用来殴打自己的支撑杆、消失的小狗存钱罐……这些成为她描述自己过去,描述 自己“我”的存在与“我”的身份的素材。在这个“问题故事”里,不仅仅有她的不满,也有她的渴望与需求。
坐在家中开启相机的那一刻,她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是爸爸给自己买的多且杂乱的物品,是在学习“断舍离”的妈妈的一个大口袋,那里装着被妈妈反复触摸重新规整好放回衣柜的自己十岁左右的小裙子。因为这些看见,原以为的阴暗扭曲处被透进来的光一点点地照亮温暖。那个 100 多平方米的物理空间没有变,而她的心理空间开始改变,固化的感受开始松动。
位置与态度发生改变后,她的行动蓝图也随之改变。她开始借助拍摄来重新体验自己的生活,走近一个又一个想要。每一次拍摄是再一次的经历,也是再一次的看见,那些与“问题故事”一起流转于生活日常的场景、因憎恨而无视的角落一一浮现。案板、剪刀、未曾清洗的碗槽、堆满衣服的衣柜,日常的时间被一格一格地记录,陈可馨重新储存自己生命成长的痕迹,即使杂乱无序,也是独属于自己的真实。
这些照片犹如一个邀请,邀请陈可馨站在原有的“问题故事”的对面,重新察看与检视“问题”,开启心智化的自我反思,逐渐厘清了问题是如何运作、如何思考、如何影响自己的。原有的“问题”在重新构建的叙事中被瓦解。她用这些照片开始重新诠释我是谁,我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我经历了什么,我的生命之路会通往何方?对我来说什么是重要的?
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所说:人始终是讲故事的,他被自己和他人的故事包围着。通过串联这些故事,他思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通过重复这些故事,他活出自己的生命。关于自己的生命,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不同的回答,我们也可以改写自己的回答。
1989 年出生于西安。2012年获得工科学位、2020 年开始进行摄影创作。作品曾入围 2024 年三影堂摄影奖、平遥青年摄影推广计划“鲲鹏奖”。刊登在孤独图书馆公众号,《人物》杂志等媒体。选入阿那亚孤独图书馆推出的“幻像 phantom zine”计划,出版zine mama。
我4岁时,她跳上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摩托,离开了。此后我很难再开口叫她妈妈,转而直呼其名——李爱军。
她和爸爸离婚后,我被判给爸爸。在一次“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的剧烈争执后,我独自躺到床上,全身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多年后,我已经成年。这样的感受又一次来临,我才知道这是极度绝望带来的躯体反应。
小时候,最讨厌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它只回来唠叨两句话——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个草。而我,就是大家眼中的那棵草。
第一次在姥姥家,那天他们发生什么我忘了。只记得在争执时,不小心把我推到了柜子上,我鼻子撞出了血。另一次在她的单位,她给我剥了一整袋的栗子,然后告诉我:“回去吧,复婚是不可能的。”最后一次,爸爸让我在她夺门而出时,跪下求她不要走。我跪了,她还是走了。
小学四年级,父亲再婚,我随他进入一个新的家庭。上学时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 》。其中有一段,陈道明被婚姻折磨到崩溃,但只对喋喋不休的妻子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头痛欲裂。” 说来好笑,我一个初中生,却被中年男人的一句话击中了。这就是我的感受——“头痛欲裂”。真的崩溃时,人不会有长篇大论。那些认为生活总有选择的人,可能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生活以及什么是选择。
再见到她时,她已经瘦得皮包骨。我尽最大的努力维持情绪。忘了她是不是有跟我道歉,好像有。大概是对不起我之类的。
追悼会那天,想到她就哭。之后的几天,都做着同一个梦,梦见我在监狱里,同牢房的男人每天都缝十字绣,并一直在咳血。血沾到十字绣上,特别醒目。后来想了好久才发现梦里的那个男人应该是生母的变形。
我一度以为很多事情只要不想,总会成为过去,淡化。其实恰恰相反,试图忘记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对记忆的强化。在被母亲的记忆折磨多年后,我想拍一个关于她的作品,但一直没有行动。
直到前几年,得了一场大病。基本康复后,我对自己生活的规划彻底改变了。不想这样浑浑噩噩干到退休,太不值得。恰好一位朋友鼓励我,说干点以前想做但没做的。于是,我重新拾起了母亲这个主题,决定拍点什么。
生母已经去世,但她留下大量的照片,以及一些衣物首饰。我只能从这些东西入手。以前我觉得她照片多是因为我爸喜欢拍照。但通过做这个作品,搜集到她离婚后大量的照片,才发现是她喜欢被拍,而我爸只是一个生命中为她拍照的过客。
原本以为在做作品之前对母亲的感受已经定型了,但在过程中才发现不是。譬如,之前姥姥给过我一件向日葵图案的毛衣,是她留下来的。我拿回家后,就放到了柜子里,再也没拿出来过。直到扫描那些照片才发现最后的日子里,那件毛衣是她最常穿的一件衣服。那一刻我很难过,把毛衣拿出来大哭一场。在她的丧礼后,我几乎没有这样浓烈的情绪出现过。我一直以为是因为相处太少,所以没有感情。但抱着毛衣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人和人的感情其实没有终点。只要我还没有死,与任何事物的感情会一直动态发展下去。当那件毛衣的纹理贴近我脸部皮肤的触觉,罕见地让我觉得离她很近。
30 岁后,总觉得多巴胺分泌少了,没有小时候快乐。但回顾这些往事才发现,我小时候也不快乐。
以前总为这些经历和记忆感到痛苦,总问“ 为什么是我?” 但当我做完这个作品,痛苦反而就此消解了大半。甚至偶尔会感谢曾经的苦难,是它们塑造了现在情感细腻丰富的我。
叙事是人的一项基本需求。每个人都在通过叙事来展现自己的人生体验,阐述自己对世界、对他人的认知。人们通过叙说自己的人生故事为自己的生命经验赋予意义。然而,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为这个故事赋予怎样的意义,则受限于我们接收信息的脉络。
彭佳早年对于母亲的叙说依靠父亲、奶奶、姥姥及周围人的讲述。母亲在她 4 岁后的缺席,在小彭佳心中留下一片空地。她从四处收集信息来填补这块空缺,尽管那些讲述是灰暗的,夹带着私人的怨恨与愤怒,蕴含着时代对于女性的道德评判,尽管这些信息并不能抚慰她的失母之痛,但她仍旧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在潜移默化之中,讲述者的认知成为她的认知,讲述者的情绪影响着她的情绪。然而由于缺少亲历感,她无法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整合进自己的人生经验。母亲在她的心中依然是被用来类比的雕塑;是抽象不愿去理解的词汇;是不幸生活的归因;是家庭破碎的罪魁祸首。那一个个瞬间是如此清晰,蕴含着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巨大悲痛与屈辱。她寄希望于母亲不存在了,那些撕扯与伤痛也能随之而去。
不承想,现实中的母亲离去之后,内心的母亲依旧渴望连接。彭佳在母亲的相册中看到了连接的可能。内心强烈的渴望驱使她“每天不停地扫描一个根本不熟悉的人的照片”,通过扫描这个动作,原来遥不可及的母亲一次次来到她的面前,借助照片,她与母亲展开面对面的直接沟通。
在母亲的相册中,彭佳既是倾听者也是叙述者,她不仅以一个女儿的身份找寻母亲,也在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理解另一个女人。母亲是谁、母亲与他人的关系、母亲与自己的关系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脉络。在属于彭佳自己的讲述中,母亲成为故事的主角,故事中有一家三口曾经和睦温馨的时光;有在母亲的怀抱中的自己,那个小女孩是安定快乐、嬉笑调皮、充满童趣的;故事中母亲美丽时髦爱打扮,始终面带动人的微笑。这些场景也是她弥补自己过往缺失的一种代偿。
通过整理编辑相册,彭佳从过去由他人提供素材拼凑而出的旧故事中走出,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一个新的故事。过去的故事来自重要他人,大都与脆弱、失能、无力相关,如此单薄僵化的叙事没有空间容纳生命的复杂与矛盾,无法叙说那些行为背后的独特意义以及行为发生的脉络。而彭佳自己的叙说则充满了创造力与生命力。在不同时空的现实交错之间,母亲不再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汇,而是一个追求自己的渴望,为他人牺牲,多次遭受生活重创的女人,她看到了母亲的选择与挣扎,看到母亲经历的挑战与艰辛以及导致如此的外因。那是一种同性共命运的看见与理解。在她的叙述中母亲动荡的人生变得丰富,母亲的形象开始具体。
通过 zine、孤独图书馆、人物等不同媒介,属于彭佳自己的新故事开始流传,每一次流传都会邀请来不同的观众,观众与新故事的互动会产生不同的反馈,这些反馈又为这个新故事赋予了新的意义。虽然我不知也很好奇,这些反馈为彭佳带来怎样的变化,但我稍能确定的是,这个新故事寓居于更广阔、更开放的社会脉络之中,打开了更多可能性。作为叙说者,这些反馈会为彭佳带来更多的自主感,不论她是思考还是辨析,她都是在修正与延展这个由她自己讲述的新故事。新故事逐渐替代旧故事,彭佳拿回了自己的生命叙事权,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重新厘清自己与内在母亲的关联,重新演绎新的自我、新的关系、新的生命历程。
aka 雷宝珠,出生于广西,现居南宁。自由职业者,写稿、拍照、做民宿。喜欢散步,不爱说话。
2018 年夏天,我从学校毕业回到南宁,开始了一个人,期待已久的、心驰神往的独居生活。因求学和贫穷而忍受集体宿舍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从高中到大学,我度过了十年的集体生活。集体宿舍是人间地狱,一群生活习惯各异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窝棚,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八人间或六人间,公共卫浴、狭窄床板、拥挤寝室,做任何事都在别人的目光下,毫无私人空间,室友总在你睡下之后发出各种动静。在无数个难以入睡的夜晚,我下决心一毕业就独居。
对我来说,毕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离开集体宿舍独自生活。没有室友,意味着不受人打扰,也不需要为任何人妥协。在自己的空间里,可以随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没有工作,少了很多人际关系的牵绊。离开家庭,不用听父母的唠叨,可以避开来自家中烦琐无解的难题。
独居生活,如鱼得水。几乎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克服,拥有舒适的床、Wi-Fi、独卫、24 小时热水,吃饭就点外卖或者下楼吃,还奢求什么呢。房子虽简陋,却舒适自由。很多时候我感到独居很爽,没人打扰,无拘无束。高度发达的网络信息和商业社会提供了诸多便利,一个人在社会上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无人陪伴和交流,很多问题只能独自面对,偶尔也会感到郁闷和孤独。每当孤独情绪来临,我就会让自己忙碌起来,走很多路,拍很多照片,看很多电影,反复听音乐,看书,买东西,养植物,剪指甲,睡觉。孤独既然无法克服,毋宁将自己的感受填满,使身体感官足够忙碌。
李盆说,“真正的孤独感永远是负面的,一个溜着墙角走路的残疾小孩,一个跨性别者,一个黑色的冰雹才会了解。而我们在某天下午的所谓孤独,大部分是荷尔蒙带来的错觉,一般是出于一种淡淡的交配压力。”
一个人待在自己的空间,身边的物体都可以是对话的对象。渐渐地,我开始听到一些以前听不到的声音,每到晚上家里就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客厅椅子的骨架弹响了一下,冰箱内部气流涌动,角落皱缩的塑料纸缓缓伸展,有什么东西滚落到了地上,空调叹了一口气。但当我竖起耳朵认真听时,却什么也听不到了。在孤独中练习自娱自乐,发现日常事物中的趣味,从而自如地控制孤独情绪的阀门。久而久之,与人交际的能力和欲望都退化了。很多情绪波动都可以自己消化,也不觉有必要和其他人倾诉。不想和人发生联系,毫无意义的社交只会阻止我成为一个很酷的人。
当然,经济独立是独立生活的必要条件。我尝试过找一份有寒暑假的清闲工作,比如图书馆管理员,不用和太多人打交道,也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我的面试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我就渐渐放弃找工作了。
毕业后第一年的收入来源于投稿所得的稿费,不多,刚刚能养活自己。由于收入不稳定,一日三餐吃外卖还是太奢侈了,我必须省吃俭用。贫穷是我学习做饭的唯一动力。我学会了如何买到便宜的肉菜,一顿饭 3—4 元就可以有肉有青菜。我喜欢逛超市和菜市场,我知道附近的超市晚上几点开始打折,知道哪家超市的日用品比较便宜,知道哪个菜市场可以买到最便宜的蔬菜和水果。我的物欲也极低,穿的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二手的。我觉得,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其实没那么多。
独居第一年,我基本能够适应和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只要不爱上别人我就可以很快乐,每天 0 点睡 9 点醒很少失眠,下雨时在家上网,晴天出去拍照和散步。按时吃饭,按需自娱,傍晚就去超市购买打折的蔬菜回来做饭,我喜欢简单便宜又美味的食物。这些就够了。
其实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不算什么问题,当一切顺利且身体健康,独立生活是容易的。但我发现,无论多么享受独立自在的生活,都无法克服来自肉身的困苦。独居生活的另一面不是孤独,而是恐惧。
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这点,是两年前我第一次患上急性肠胃炎,独自在家中反复上吐下泻,当时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我可能会晕死在家中无人发现。好在后来联系到了一个学医的网友,在网友的指导下渐渐脱离了鬼门关。我平日里不怎么和别人有来往,生病的时候是我唯一感到非常需要亲人和朋友的时候。生理上的病痛很容易击破心理的防线,无论此前多么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这时候只希望有个人可以来陪陪我。我想起豆瓣上有个“孤寡人士中老年送医收尸互助组”,聚集了生活在各个城市的独居青年,来自同城的孤寡网友们可以打卡报平安、分享生活困惑等。我当时很想加入这种小组,这样一来空巢独居青年互相有个照应,但是身体恢复之后我又把这件事忘了。
在这之后,我对独居有了复杂的心态,开始对孤独死充满了担忧。人类对他人的受害经历有很强的代入能力,我有时在网上看到关于孤寡独居人士的新闻,比如日本空巢独居老人在家死了好多天直到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比如独居女青年被跟踪,被害,被困在浴室求救无门。独居其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如果新闻里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有一次我听到家门口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怀疑是小偷在撬门,于是我进厨房拿了菜刀站在门后守着,几分钟之后没再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也许很多时候是自己吓自己,但我必须具备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反复确认家门是否有反锁,快递收件人的名字改成了男士,不给任何陌生人开门,以及不看任何恐怖片或惊悚片。独居第二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独居前两年,我是在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下度过的,每次拿到稿费就出去旅游,逍遥快活。第三年,我突然意识到要努力攒钱,因为不努力以后就只有去结婚。于是做起各种副业,拍照、写稿、做民宿、进剧组。开始提高自律能力,每天 0 点准时上床睡觉,充足的睡眠可以有效阻止负面情绪滋生。开始控制盐和油的摄入,开始尝试用一些不寻常的食材做饭,比如西瓜皮、柚子皮,淡的涩的甘的酸的,并不取悦人类口感的陌生味道,让我感到味觉与自然联结的原始和亲密,恢复自己对味道的敏锐和满足。获得了许多生活技能,学会换灯泡,学会疏通管道,学会使用燃气灶,学会储备急救药物,学会组装家具,学会防虫防霉,学会如何灭火。有一段时间我添置了很多新的家什,按自己的喜好来装修和布置室内空间,这让我感到对生活多了一些掌控感,眼前的生活变得具体而切实。
今年是独居的第四年,虽然现在依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但是有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兴趣投入和产出。
我治好了一些从前的失落和沮丧,现在情绪稳定,每个月哭一次。心跳正常,每分钟71 次。适应了独身生活的手足无措,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在成人世界里游刃有余。稳定重于泰山,稳定压倒一切。我不敢说独居使我充分成长和认识自我,但我知道心里有一些东西正在悄然变化。30 岁,觉得下半辈子即使一个人过也没什么问题。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认为,孤独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体验,但通过理解和面对这种体验,人们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自我认知和个人成长。朱宝蕾独居三年的生活正是与孤独相遇、相识、相处的过程。
始于对自由的向往,朱宝蕾在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在她看来,过往的“集体生活犹如地狱,做任何事都在别人的目光下,毫无私人空间”。对于自主性、边界感的强烈需求驱动她选择独居的生活。独居提供了一个休息和恢复的机会,让她从日常的压力和社交义务中解脱出来。
然而。独居不仅仅是一个人独自待着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人具有独处的能力。在心理学的解释中,独处的能力是一种能够在内心感到安宁和完整的状态。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在《独处的能力》中,以“我是独处的”这句话探讨了独处能力的三个层次。朱宝蕾三年的独居生活正是一点点培养这种能力的过程。
第一年的独居生活,她回答了“我”这个议题。“我”是一个人的自主感,是分离个体化的完成。她找到各种各样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走路、拍照、看电影、听音乐、养植物、看书、剪指甲、与身边的物体对话,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各种趣味,这些与精神空虚的对抗帮她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丰富的内在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自己而活,不再需要通过社交来找寻自己的位置与存在感。独处不再是一种孤独,而是一种积极的体验。
独居的第二年,她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死亡焦虑。对于一个单身女性来讲,自我保护是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小细节,是拿着菜刀站在门后的胆战心惊;是刻意将快递收件人改为男士;是不看恐怖片;是生病后知道可以在哪里寻求帮助。在温尼科特看来,“我是”与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只有感受到环境是具有保护性的、安全的,一个人才有足够的心理空间去探索“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是谁”
是探索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确认自己是怎样一个存在。“我是独处的”这一点在第三年的独居生活中已被清晰地放在核心地位。她开始探索有效管理整合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养活自己、照料自己的方式,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技能……这些累积都在帮助她更好地理解自己,形成稳固的自我感。
独处为她的创造力与自我表达提供了空间。那一张张照片是她在生活中的发现,是她与自己的对话,是她与世界的对话。有些是转瞬即逝的,需要专注;有些饶有趣味,需要发现;有些稀松平常,需要自我。这些照片是朱宝蕾为自己而活,发现自己,思考周围的发生与自己的关系的印记。她在独处中观察与倾听自己,了解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只存在于自己的内心。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特存在的个体,与其他生命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我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最终我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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