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巫山非云也（如图）近日在上海参加了纪念查理·卓别林电影《淘金记》上映100周年的放映活动，并与观众分享了这位喜剧大师跨越时代的表演艺术。如同卓别林用默片书写工业时代小人物命运一般，贾樟柯的镜头也始终对准他的时代，而他影像中的人物与故事也总有一个特定的坐标——山西汾阳，他的故乡。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通过一趟从北京至山西的人文之旅，走进了贾樟柯镜头里的“故乡”。这场名为“山河故人山西行”的活动中，一行人走走停停，寻访汾阳各处充满本地人文气息的景点，而这些地方大多曾在贾樟柯的电影里留下影像：《天注定》的取景地太符观、《山河故人》中的文峰塔……一整天的行程结束后，贾樟柯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

　　环球时报：你的电影聚焦时代变化中普通人的命运。为何以这一微观视角作为创作的锚点？

　　贾樟柯：创作中，我一直很看重个体感受。我觉得电影中的“作者性”，就在于一个导演或者编剧对现实个人的、诚实的反应，个体的体验在创作中非常珍贵。我们不应该去拍摄某种“观念”，而是应该拍摄“体验”，观念是在体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艺术不能作为抽象概念脱离现实单独存在，但是观察到的现实必须通过想象进行转化，才能成为电影艺术领域中的现实。我是坚定的虚构主义者，因为我相信虚构是抵达真实的唯一路径。

　　贾樟柯：我生长在一个县城，这里如同城乡之间的枢纽，与这个节点相关的人与事，给予我无数灵感。但在这背后站着的不仅是我，更是无数普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讲述的是大多数人的故事。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导演，牵挂的人群也不同，因此我一直认为中国需要大量导演，通过他们不同的视角，才能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叙事。

　　贾樟柯：地域性的特点当然不能否认，但如今人们的命运日益紧密相连，你在中国看到的现实也是世界的现实。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国家，我们人口众多、发展迅速，我们的诉求和面临的现实，值得被世界倾听。

　　实话说，虽然我电影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发生在山西或者源于山西，但我从未觉得我在拍“山西电影”。我一直觉得在拍关于整个中国的电影。我对山西叙事最深的理解是：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个地方本地人的挣扎、困境等各种境遇，本质上折射着很多人的集体境遇。

　　对中国电影人而言，讲述我们国家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传达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令人信服的叙事。这些故事始于个体视角，但勾勒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轮廓。

　　环球时报：作为《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很关心中国人的世界观，很好奇是什么动机促动你拍摄电影《世界》？

　　贾樟柯：《世界》拍摄于2004年，那是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年代。一个偶然契机是我妻子赵涛曾在深圳世界之窗工作，当时国际旅行对多数人尚不可及，这个主题公园就反映出人们对与世界连接的渴望，然而公园里的员工又面临大量现实难题，其中有许多个人抉择，而每个人面临的选择又各不相同。我觉得这个公园是个特别有戏剧性的空间：一方面是非常全球化的景观，另一方面其中的个体处于各自的困局中。这种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反差，让我对拍摄这部电影产生了兴趣。

　　贾樟柯：如果今天再拍这个公园，我会把它想象为一片荒废之地。尤其在今天，互联网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国界，再加上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真正体验国际旅行也容易了很多。在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冲击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当下，我们更应该捕捉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时刻，记录它给人与社会带来的困境。

　　环球时报：作为导演，你如何解读文学与电影的相关性？文学到电影的转化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文学思维。当我们要用几个小时去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它应当起源于一个文学性的思维，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影像思维。通过写作或者阅读，电影工作者应该普遍拥有一种文学能力，它是电影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贾樟柯：我常想，作为自然人，我们透过镜头捕捉真实世界的渴望，会因AI而消退吗？当然不会，用计算机生成图像永远无法取代我观察世界的热情。AI肯定会成为强大的工具，但这必须建立在我们的实景拍摄之上。无论AI生成的影像多厉害，它的这些所谓“新内容”，也是基于数据库和模型的，这与手持摄影机在真实世界中捕捉大自然、世俗生活与世俗场景，有着本质区别。

　　艺术生生不息的本质原因在于人的需要。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困扰不会太大，因为我通过镜头面对现实的需求丝毫未减。

　　贾樟柯：首先，我希望继续寻找表现观察到的现实的新方法。纵观电影史，新兴的社会状况往往难以用传统方法进行表达，它迫使我们发掘新的电影语言，尤其在当下日新月异的媒体环境中，我们不应排斥其他视觉形式，电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吸纳一切新的视听经验来创造性地改进自身。

　　第二是前瞻性，有句话叫“伟大的电影都有伟大的预言性”，我认为说的很对。前辈的许多作品确实具有前瞻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敏锐，更能捕捉新的现实，并将其置于历史轨迹中去审视。前瞻性就意味着你有能力将新现象置于社会与人发展的脉络中去理解，基于这种理解才能形成预言。

　　第三是观察力和对情感的敏锐度。无论什么年代，敏锐的感知和洞察对艺术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培养感受力，不去体会和感受，就会错失新的事物、新的情况。每个艺术家其实都是一个信使，肩负着敏锐传递时代最新状况的使命。这样的职责和能力，我尤为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