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女儿txt内容提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上本质要求的路径表达。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大叙事置于宪法逻辑中的一类价值样态，往往依托相关宪法规范设定以及变迁，成就其根本法规范基础并实现同步更新。相应的宪法价值构造不妨依托主旨意涵、宪法价值要素及其宪法价值导向要义，从价值层面围绕现行宪法蕴含的和平发展理念来具体解析。作为目的性价值的和平道路现代化和作为道德性价值的发展道路现代化成就了所涉主旨意涵的二元面向，并分别指向文明、安全与主权宪法价值要素，以及协同、可持续与互利共赢宪法价值要素。最终可以之为例证，探究其他特征面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宪法逻辑中的理想模式预期。

　　内容提要：立法上规定，对于符合“主动认罪认罚+一般自首/余罪自首/退赃/重大立功/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条件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经法定审批程序可以在移送起诉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契合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和现实需求，符合“宽严相济”和“罪刑相适应”的要求，具有正当性。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作为一种监察文书，是对“量刑建议”或“量刑”的建议，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采纳，但其据以提出的依据发生变化确实不宜从宽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对从宽情节认定存在不同意见等情形除外。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理论上面临权利保障的质疑，实践中存在程序设计不完善、适用率低等问题，可以借力检察提前介入制度强化被调查人权利保障，通过规范内容、强化说理提高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可操作性与可接受性，并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激活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

　　内容提要：为缓和全面认缴制下过度保护股东期限利益的倾向，以“非破产加速到期”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主张应运而生，并率先出现于司法实践。为强化股东出资责任、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法》在增设该规则的同时，还将全面认缴制修改为限期认缴制。这两处更新没有达成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效果。“非破产加速到期”在实践与规范文义上的适用空间都极为狭窄，且其实际发挥的作用是绕开破产程序、避免破产成本，既不可行又无必要；从直接效果看，限期认缴制加快了公司实收资本充实，有效地保护了公司债权人，完全可以覆盖“非破产加速到期”；从深远影响看，限期认缴制能够在事实层面上降低注册资本额，从而矫正观念层面上过分重视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的心态，进而引导市场主体强化资产信用观念。

　　内容提要：出土的秦汉法律类简牍文献呈现出中央和地方司法审判机关的运作实况，反映出当时的司法术语、司法文书撰写流程、案件审理程序和审理结果，有助于弥补律令亡佚造成的缺失，为我们精确地描绘与复原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能。岳麓书院藏秦简奏谳类文书和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收录了三则乞鞫覆治类案件，文书的行文格式和层次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反映出秦到汉初文书行政制度的继承与延续。乞鞫覆治类案件涉及跨机构、跨层级的程序，反映出各级政府组织的权力结构。通过梳理与分析覆审乞鞫下行文书，运用律令文本与案例互释的研究方法，可以消除因简文不确定性所引起的分歧，最大限度地呈现乞鞫覆治类案件的审理型态，从而完善和全面审视秦及汉初司法运作的相关研究。

　　内容提要：农村土地的归属与利用问题，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核心，关系着农业经济、农民权利与农村稳定。以中国在推进农村土地改革的进程中所发布的79份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为实证材料可分析出中国在回答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与土地使用权配置问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改革思路与中国之道。在“两进两退”中，中国通过剥夺地主地权、允许农民私有、明确集体所有的演变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定下基调；在“两退两进”中，中国通过满足农民承包需求、满足农民退出需求、引导使用权流转、推进三权分置、健全流转市场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指明方向。在对农地产权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获取认同之道、维系平衡之道、释放活力之道，体现了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时代性、创新性与现代性。

　　内容提要：授权立法权是授权立法关系乃至授权立法体制的基本要素，但既有研究对其构造缺乏整体把握，有必要从规范层面予以考察。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宪法》和《立法法》分别从立法制度和授权立法体制层面为授权立法权衍生留下了嵌入空间，由授权主体根据国家实际立法需要相机行事。从权源角度看，授权立法权是职权立法权自上而下定向转移而来的“半游离态”立法权，具有行使权和强制立法义务的双重属性。授权主体和被授权主体共同构成授权立法权的主体要素，其中授权主体决定着授权立法权的边界，被授权主体保障授权立法权运行。授权立法权运行遵循禁止转授权原则，存在产生法律规范和建构新的法律秩序两种法律效果，会因到达授权时间自然终止、制定或者修改上位法被动终止、违反法律规定强制终止。

　　内容提要：2023年新《公司法》第20条中“消费者”一词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利益保护与公司法改革来了场“迟到”的相遇。消费者作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历次公司法改革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究其原因，消费者不符合公司法保护对象的主流解释，团队生产理论和进步主义公司法同样忽视消费者在公司法中的独立地位。晚近消费者利益的公司法保护议题更是被公司社会责任、ESG治理所吸收。公司法政治分析在更深层面解释了为何职工、债权人较消费者而言，二者在公司法上有着相当数量的利益保护条款。但理论假设会被实践证伪，而公司法对消费者利益的忽视随着分享经济、投资型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立法等社会实践的发展，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规则层面和逻辑层面逐渐被证实为一个并不妥当的立法选择。为此，需结合新《公司法》第20条打造公司法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微观方案：在组织进路上创建消费董事或董事会下设消费者利益保护委员会；在行为进路上细化董事多重信义义务的规范构造；在权利进路上赋予消费者公司法上的表决权、提案权、质询权、知情权；在内部治理机制上构建消费者风控管理体系。

　　内容提要：现有数据财产权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正确理解数据财产权保护与数据财产利益保护之间的区别。数据财产权保护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数据才能上升至财产权保护的高度。数据财产利益的保护则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工具，如合同规则、侵权规则、责任规则甚至是强制规则。数据之上利益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的客体特征决定了数据产品与数据集合符合财产权保护的基本要求。对数据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应当在划分利益归属的基础上，逐渐厘清其权益边界。

　　内容提要：《民法典》《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等规范规定了部分财产的执行顺序，但用于夫妻共同财产执行时仍存在模糊或冲突之处，亟需厘清。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顺序，是同一执行程序内部处置不同夫妻财产的顺序，不同于多个执行程序顺次执行、清偿顺序或先诉抗辩权。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顺序，应结合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考量债务性质、债务人配偶等主体的利益保护、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以及执行效率等因素。在夫妻共同财产外部，夫妻一方对外负债的，应先于夫妻共同财产执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后执行家庭共同财产，最后执行共同继承财产、合伙企业财产等财产；在夫妻共同财产内部，可依据财产登记情况、方便处置程度和权属争议大小等，设置不同形态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顺序。

　　内容提要：结果加重犯仅存在故意+过失的罪过构造，且加重结果只限于对生命法益的侵害。其处罚根据应采用结合说，即加重处罚的原因不仅是结果加重犯关联的类型性危险所导致的违法性增加，还在于违反一般预防。现有的归属理论因其局限性应当修正，直接性要件的本质就是因果关系理论，应采用客观归属理论进行构建。基本行为的危险制造不限于行为本身的具体危险，还包括行为实行过程中产生的抽象危险，二者实现其一就具备直接性。在功能主义解释和刑事政策的视阈下，对于生命法益的结果归属可以缓和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