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星劫结局近来，国内某顶尖名校大幅缩减文科招生比例的新闻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由于该方案是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而制定的，因此较前两年北京某顶尖名校缩小文科招生规模的消息更引人注目。

　　现在看来，媒体、专家和网友对此的诸多议论，最终都归结到文科的“有用”抑或“无用”之上。如果就此辩论下去，恐怕不仅离题万里，而且永远无法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因为此次改革的主导者是明确承认文科有用，且非常重要的，但就是要削减文科规模。在他们眼里，文科的“用”在于“精”，不“精”的文科就没有“用”。这看似是一个价值判断，实则是一个现实判断，即不能为学校争取荣誉、经费和排名的文科专业就没有“用”。

　　当然，大学从来都不是现实之外的存在。既然在现实中，就必然会受到现实的影响。因此，适应时代要求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各种新生产力的涌现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空前的，大学更不可能置身事外。而作为公办大学，为国家建设服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面对时代的巨变，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也需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冲击下，失去基本定力。

　　适应时代需要与坚守基本定力本是一对矛盾体，理想的状态是相互平衡。但在现实中，这种平衡不易取得，往往会形成偏重一头的局面。当下国内大学的情况就是这样，“适应时代需要”明显重于“坚守基本定力”。

　　以“交叉”命名学院和专业就是一例。大学是以学科为细胞的，多数学科经历了百年以上的积累和沉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体系并非是封闭的，它们的开放性足以应对学科交叉的需要。然而，近几年某些大学设置的“交叉”专业甚至“交叉”学院，从名称上就有些让人不知所云，其本身的科学性也值得怀疑。“交叉”是动词或形容词。动词或形容词不可作为专业和学科名称本是常识。“交叉”也是一个极普通、宽泛的词汇，以此命名专业和学院既无法体现学科主体，又无具体专业指向，其外延更是无限的，显然与大学学科的专业性不协调。

　　学科交叉的目的是拓宽知识面，而新兴的所谓专业和学院却均是以“细”为追求目标而设立的。这种细化的研究方向并不能构成独立的学科，这样的交叉不仅存在内在的矛盾，形式与内容也明显偏离。因此，很多“交叉”机构的设立只是短期和策略性的，只有“应时”的意义，没有多少长久的价值。

　　大学之所以要坚守起码的稳定性，是因为稳定性不仅是教育所必需，也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原创性研究产生的基础。这个稳定性（或曰基本定力）首先体现在大学始终以自身为主体，将外在的新潮事物作为丰富自身的工具，以此维护主体，而不是相反。

　　科研工作存在着激烈竞争，但这种竞争不像在经济领域那样，非要争个高下或者相互取代，进而以金钱多寡衡量“成功”。它应该是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相互补充、共享和共进。因此，科研工作的内容永远高于形式。“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固然可喜，但基础性的创新往往是“慢工出细活”。

　　名校缩减文科的理由之一是“为国家建设服务”。可是，这类“服务”并不是单一性的。因为“国家建设”既包括硬件建设，也包括软件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全民文化素养提升”一类的“软件建设”的重要性是大于物质文明水平提高的。更何况，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影响也需要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加以评估。由此看来，“为国家建设服务”至少应是“双轮并举”。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服务器”的模式，在“产学研”的结合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不能因此要求所有大学都向它靠拢。即便是在美国，也有像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不同于“斯坦福模式”的成功典范存在。

　　国内各大学都有自身的传统，较之一窝蜂地追赶潮流，“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更符合大学的办学理念。面对“人工智能热”，一方面需要理性分析、努力适应；另一方面应该警惕非科学的“场外因素”的推波助澜。

　　跨学科不是摒弃原有的学科，而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的“学科融合”。不重视原有学科，就意味着抛弃此前相对完善的基础。没有基础，原创性成果就无从产生。

　　应该看到，把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拱手让给经营性的科技公司，自己跟在后面敲边鼓，不是大学的谦虚，而是大学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