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菲冒充本兮管理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天津社会科学》《改革》《社会主义研究》《探索》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引用：刘泰洪.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构[J].理论与改革,2025,(02):92-103.

　　摘要：数字劳动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当前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解还存在分歧，需要从“劳动边界”和“数字化边界”来厘定数字劳动的规定性。数字劳动激活了既有的劳动理论研究，并推动了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构。双重空间与虚实融合的劳动场域，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限制；去中心化与再组织化的运行模式，改变了劳动组织与就业形态；算法逻辑与数据赋能的劳动生态，变革了劳动用工的管理方式。劳动关系数字化重构也面临着现实挑战，财富分配的数字化加剧了劳动收入两极分化，劳动方式的数字化导致劳动关系复杂化，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引发劳动用工替代化。为此，需要积极应对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构，建立合理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提升劳动者数字化素养，以此平衡数字技术发展与劳动就业的关系，助力劳动用工的数字化转型。

　　劳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活动，社会劳动的基本形态根植于既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之中，劳动模式的变迁始终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也改变了人们对劳动形态的认知，数字劳动的概念应运而生。数字劳动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它不仅重新定义了劳动的形式与内容，更在深层次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从传统的手工劳动到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劳动，再到当前的数字劳动，劳动模式的每一次变迁都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需求变化的结果。数字劳动呈现出与传统雇佣劳动不同的图景模式，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方式，也对劳动关系运行的组织结构、就业生态以及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新的治理要求。

　　与此相伴，数字劳动也成为中外学界高度关注的学术概念。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数字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数字化视域下劳动的场景越来越丰富，相关概念也不断增加。这些研究反映了数字劳动的多重理论特质，为中国本土的数字劳动实践做出了贡献。然而，理论概念的增多固然有益于促进学术讨论，但也容易造成概念混淆以及彼此冲突。当下，数字劳动概念被应用于不同行业，解读不同场景。在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研究丰富和持续关注的背后，是难以形成概念认同的学术生产，以至于“除了拥有相同的‘数字’前缀，几乎无法从这些劳动实践和劳动主体中找到共同点”。有学者将这一困境称为数字劳动研究的“卡点”，卡在了概念生产的混乱之中。上述研究提醒我们，还需重新审视数字劳动的内涵与边界，否则极易导致分析思路和问题辨识的混淆，难以推进有效的理论对话。为此，我们首先要系统梳理和界定数字劳动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劳动对劳动关系数字化重构的影响，以及重构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劳动领域的理论构建，也关系到劳动法律、政策制定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实践问题。

　　在数字信息时代，支撑经济发展的劳动形式由传统雇佣劳动逐渐变为传统劳动与数字劳动并存。数字劳动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劳动形式，它通常涉及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来进行生产和提供服务。当前，关于数字劳动的相关研究散见于互联网平台、虚拟经济、游戏与陪玩、众包服务、自媒体工作者等诸多讨论之中。一般认为，意大利学者特拉萨瓦（Terranova）首先提出来“数字劳动”的概念，用以描述建立和浏览网页、修改软件包、阅读和草拟邮件等互联网领域的活动形式。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舒尔茨（Scholz）引申出“玩劳动”的概念，关注“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被激活并作为可货币化的劳动”，人们在网络上的“游戏模组制作”、提交“验证码”和“点赞”等行为被视为一种“玩劳动”。“玩劳动”指向了工作和娱乐之间的模糊与融合，体现了数字劳动“产消合一”的特性。“产消合一”意味着消费者为数据平台投喂了有用的数据信息，也体现了数字网络中个人行为的免费与无偿。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劳动与休闲的理论反思，进而有学者质疑“产消合一”的无偿数字行为是否构成一种劳动，因为人类劳动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活动，而网络用户的无偿行为更多是娱乐或者消费行为的副产品。用户在网络上休闲玩乐所产生的数字痕迹，并不是玩乐者有意识创造数字产品的目的性活动。虽然在网络经济的商业逻辑中劳动和休闲的“阙值”存在消解的趋势，这些数字痕迹经过开发与挖掘后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价值，并且它们对于数字平台和相关产业的运作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影响，但产生价值的劳动行为主要发生在后期数据的加工与挖掘过程之中，如果开发工作跟不上，它们只能是“数据废气”。在此意义上，数字网络的这些休闲娱乐就很难被界定为劳动行为。把网络世界的休闲娱乐视为劳动，是对数字劳动概念“泛劳动化”的界定，它忽视了劳动的特定经济属性，很容易将一切数字化行为都泛化为劳动。

　　进入21世纪，互联网信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数字劳动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英国学者福克斯（Fuchs）以马克思的劳动观为基础，基于对前述“泛劳动化”概念的反思，对数字劳动进行了再定义。福克斯把数字劳动的边界从互联网领域的休闲活动拓展至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中的所有活动，涵盖了与信息通信行业价值链有关的原料采掘、硬件制造装配、软件开发生产等全过程。该定义强调了数字劳动的物质化属性，其范围囊括了数字技术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不过该概念也存在明显问题，虽然数字化是当前劳动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并非所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劳动都应视为数字劳动。数字时代很多产业都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劳动和产业或是直接参与数字产业及其价值链，或是通过数字化转型间接受益。即使是农业、制造业、教育、医疗等传统行业，也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效率，增强用户体验。但作为以“数字”为前缀的“劳动”，它必须具备数字化的特质。“要以劳动的性质是否具有数字化的特征来判断一种劳动是否为数字劳动，而不能以这种劳动是否发生在数字产业链上来判断。”实际上，福克斯书中所列出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工、中国制造工厂的硬件装配工人所从事的劳动，都与传统的工业劳动没有什么区别，很难令人信服地归属于数字劳动的范畴。当然，数字劳动本身的确是一个多维度和跨领域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与数字技术或数字终端有关的所有劳动都应归类为数字劳动。将数字时代的所有劳动等同于数字劳动，是其概念的“泛数字化”，最终将会导致一切劳动皆数字化的尴尬。

　　鉴于学界对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还存在争议，学者通常将福克斯的数字劳动视为一种广义概念，它包括所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劳动形式；而将舒尔茨的“玩劳动”视为狭义概念，主要关注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劳动行为。相应地，两种概念涵盖了数字劳动的两种不同边界，狭义概念将其范围限定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的用户行为；广义概念则扩展到了整个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劳动，包括生产、流通与使用过程中的脑力与体力劳动。正如前文所析，目前这两种概念都存在某种泛化界定，广义概念的问题是“泛数字化”，狭义概念的问题是“泛劳动化”。针对这种泛化问题，国内有学者强调必须明晰数字劳动中的“劳动边界”和“数字化边界”，强调劳动性和数字性是辨识数字劳动的必要规定性。事实上，数字劳动作为一个复合概念，“数字”前缀是对劳动手段的限定。在这种限定下，数字劳动既不能“泛劳动化”，以至于数字化的休闲娱乐也成为劳动；也不能“泛数字化”，以至于数字时代的一切劳动都成为数字劳动。就劳动形态的演进而言，数字劳动的对应形态应该是传统的手工劳动与工业劳动。数字劳动呈现出数字技术与劳动行为的互嵌性，进而与“非数字劳动”区别开来。综上，我们可以将数字劳动简约界定为：人们使用数字生产工具，通过创造性或目的性活动生成数字产品的过程。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数字时代劳动的新形态和新特征；另一方面，它也激活了既有的劳动理论叙事和理论解释力，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技术语境下劳动关系的治理逻辑。

　　从传统的手工劳动到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劳动，再到当前的数字劳动，劳动模式的每一次变迁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数字劳动改变了传统的劳动组织方式和劳动管理模式，推动了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构。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人类诞生以来，劳动始终是以物化逻辑为基础，在人类社会所建构的物理空间内展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既强调了劳动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指明了人类劳动需要在自然空间中展开的特性，体现了马克思劳动观的“自然维度”。同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并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从经典作家的前述论断引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都极其重视人类生产劳动的自然界场景。可以说，劳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始终是在自然界的物理空间中展开，从未超出“自然”划定的时空界限。但数字革命改变了劳动的组织模式，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使人类在既定物理空间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范围得到空前拓展，也使劳动场域逐步由有限的自然空间扩展到无限的虚拟空间，传统的劳动形式与信息时代的代码、建模、算法等数字形态相互叠加，劳动的物化实体属性与数字虚拟形态彼此融合。当然，数字虚拟空间并非完全“虚拟”，它们也需要存储于由软硬件产品支撑的电子媒介中，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建造数据服务器。但数字技术的运用的确全方位突破了工业劳动的场域与形式，再造了劳动形态及其组织结构。对此，韩炳哲断言我们今天正在从物时代向非物化时代过渡，“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数字化秩序中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韩炳哲的观点凸显了数字化时代的非物化转向，但物化世界也没有完全退场。“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正在变成非物质劳动，……但我们应该认清，虽然存在这种向非物质转变的趋势，虽然劳动是智识性的，但同时也是肉身性的。”换言之，就劳动的运行场域而言，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地理空间与数字世界、现实生活与虚拟场景的双重劳动形态得以形塑。线上线下彼此套嵌，二者相互影响，形成了虚实同构的劳动形态。这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模式和劳资关系，也为当下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现代经济是一个工业化生产方式不断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虽然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小型企业推动的，但机械化、分工明确的大企业、工厂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典范”。工业时代生产与组织的典范是规模化和中心化，工业生产的中心化不仅改变了社会经济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程的分析，就是基于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农业，认为“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强调了工厂劳动最终都会转向规模化大工业，工业生产倾向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聚集。生产集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新制度经济学派也认为交易成本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中心化企业可以增加企业盈利，使生产效率不断增强，进而可以有效节省交易成本。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科技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理世界不断数字化，数字网络打破了劳动者的场域和边界，劳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时空。赛博空间凭借实时高效、零边际成本、边界灵活等特点，编织出跨越企业边界的资源网络，引发了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被吸纳进数字网络所建构的劳动场域中，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数字劳工。数字技术消除了高昂的市场匹配与沟通成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提升了就业的灵活性，“数字革命依靠灵活的网络组织形式和不断重构的能力，依靠巨大的创新密度和飞速的变化而存在”。数字科技打造了众多劳动结合链和增值链，这些生产链条成为数字劳动生态中资本相互竞争的新领域。众多劳动个体从原本集聚的组织架构中分离出来，去中心化模式与信息数据分享交换的离散性和多节性相吻合，推动了新劳动就业形态的不断涌现。“鲜明的等级制度和标准化的流程让位于更加灵活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主观化’。劳资关系分散化的论点逐渐被提出。结果，长期的、永久的、依赖性的、社会性的、拥有就业保障和生活保障的全职工作这种‘正常的雇佣关系’变得更加流动化。”中心化的劳动模式在走向碎片化，劳动的自主性、流动性与多样性明显增强。当然，劳动模式的“去中心化”不是没有中心，而是中心的“再组织化”。“企业规模迅速做大并不是数字市场的独有特征。只是由于市场势力的推动，这一切在数字市场发生得更快。”当前，平台企业日益成为数字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主体，它们推动产业链不断延伸，使原本聚集于物理空间的大中心模式向通过网络链接的大量小中心演进。由此，经济资源和信息流向也出现了企业化的再组织，形成“赢者通吃”的数字空间法则。这种数字化效应也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再组织化的发展格局，数字时代去中心化和再组织化的双向劳动模式得以呈现，这种双向运动又进一步塑造了数字时代劳动收入分配的极化结构。

　　当今社会处于数字化变革过程中，数字化已渗透到劳动就业的各个领域。劳动用工的数字化特征日趋明显，它不仅改变了社会劳动的运行形态与管理模式，也使当下的劳动关系面临新的治理困境。

　　长期以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学术争论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收入实际包括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两部分，但前者仍然是劳动者分享经济繁荣的主要方式，“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工人的技能就是他们的财富，他们依靠人力资本为生。”最近几十年间收入不平等在日渐加剧，“1%的人”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收入不平等标签。收入不平等也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所论述的主要观点。皮凯蒂认为，由于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同时资本所有权乃至资本收入的分配高度集中，过去半个世纪劳动收入不平等日趋扩大。皮凯蒂为批判收入差距扩大提供了富有成果的见解，并激发了学界对于财富分配的关注，但皮凯蒂的标准生产函数只包含了实物资本形式，没有重视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影响。实物资本的价格法则是事物的稀缺性，稀缺性使人类生产的实体产品具有了排他性。但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改变了稀缺性的价格法则。泰森和斯宾塞在评论《21世纪资本论》时，就批评皮凯蒂忽略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由此认为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对探讨与预测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演进趋势与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同样至关重要。数字产品在性质上具有“可分享性”，其一经产生就可以无限复制，在理论上可以充足到供求关系不再发生作用，进而使数字资本的回报机制发生蜕变。数字劳动领域往往遵循赢家通吃的生存逻辑，相对优势能够为企业带来绝对控制。“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垄断不仅仅只是一些聪明的利益最大化策略，它是工业经营的唯一方式……对于信息产业而言，其标志性品牌需要完全的统治地位。”换言之，数字劳动能给市场领先者提供巨大的成本优势和空间优势，数字技术助推了赢家通吃的市场机制，垄断效应成为数字化产业运行的常态。同时，就数字资本的回报机制而言，数字资本的回报率遵循幂律分布特征，它能使少数企业获得巨额回报。垄断效应叠加资本回报的幂律分布，使头部数字企业获得了巨额财富。“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没有哪一条经济法律指出，所有的劳动者，或者是大部分劳动者，都将会从这种发展中有所获益。”现实分配机制是这些财富大部分都被资本拿走，只有少部分的劳动者能分享其中的一点份额。由此，不同行业和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两极化，“技术让消费者受益的同时，也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但只有少部分群体能从新的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大部分的收入”。高技能和高收入群体通过数字技术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收入增长，而低技能和低收入群体则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和收入下降风险。

　　传统劳动关系以从属性或隶属性为主要判定依据，我国劳动法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理论进行制度设计与劳资关系认定的。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具有高效灵活、低成本的优势，它可以把全球变成劳动大工厂，颠覆传统劳动用工方式。一方面，数字科技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呈现多重面向。从货运仓储到网络游戏，从数字平台到数据中心，从技术分包到社交网络，资本依托数字技术可以把工作地点迁移到劳动者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进而使数字劳动与生产生活日益融合，“数字资本主义不是工厂的终结，而是其迸发、倍增、空间重构和技术转变。”数字劳动技术推动了劳动力的灵活化与异质化，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流动的复杂性明显增强，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呈现出“多雇主化”或“去雇主化”特征，隶属于单一企业的身份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明显弱化，“去劳动关系”成为全球数字劳工的新常态。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重新调配，自由灵活的非常规劳动行为激增，形成劳动力倍增现象。“劳动力倍增即包括劳动力地理分布和流动性的明显异化，也包括性别分工的重构，以及短期、分包、自由职业和其他形式灵活非常规就业的激增。”这既模糊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边界，造成工作时间不断“渗入”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也使许多劳动者可以实际从事多份工作。数字化劳动就业形态虽然加入与退出机制更为便捷，但由于雇佣关系模糊，也带来了工作稳定性降低、失业风险加大与劳动纠纷增多等现实问题，这对劳动从属性理论提出了挑战。可见，数字技术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有传统工厂的组织和纪律要求，又有数字算法和大数据的工作特征，能让劳动者摆脱劳动空间的建筑物约束。同时，数字劳动还往往涉及信息、数据等“无形物”，当人的劳动与数字智能机器高度融合时，人机交互技术也使“谁劳动”成为问题，区分“人劳动”还是“机器劳动”变得困难。数字劳动创造出的数据和信息产品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和体系形成挑战，也成为劳资关系新的治理难点。

　　自工业社会以来，工厂崛起为主流的劳动组织形式，巨型工厂对形塑传统劳动体制至关重要。如果说福特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劳动工厂，那么数字化的劳动过程则打破了混凝土建筑形式的约束，成为当下重要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过程不同于传统的劳动过程，后者主要是通过企业获取并利用全球劳动力储备来提升竞争力，而数字劳动过程的推动力是通过劳动力替代来降低企业成本。当前，随着“无人车间”和“黑灯工厂”的增多，生产过程中的数控设备和智能系统逐渐替代了一些传统的人工操作。一旦传统就业岗位被数字化系统替代，就会导致传统产业工人工作机会的消失。客观看，这种替代效应既推动了就业质量的转型升级，也会造成人力资本的迅速折旧与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学界一般将产业技术区分为赋能技术和取代技术。赋能性技术会帮助工人高效地完成劳动任务，但取代性技术则会让工作和技能变得多余。如果数字化劳动技术是一种取代性技术，则意味着部分劳动岗位将会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逐渐消失，那么被数字技术取代的工人将会面临失业风险。并且，数字化劳动的技术替代还有一个符咒，“落后的技术和守旧的服务业不是一步一步被改善，而是被简单粗暴地取代了”。虽然长期而言，在替代性技术发展过程中旧的工作被淘汰，新的工作机会必然会出现，但短期而言，被替代的工人群体并不能胜任新出现的工作岗位。因为数字技术岗位所需要的技能与被数字化取代下来的工人所拥有的技能是完全不同的，正如被数字化取代的流水线工人显然不能胜任软件编程与开发的工作职责。换言之，数字智能所需求的劳动者和被数字技术替代的工人永远都不是同一批人。替代技术使产业工人的劳动技能因失业而变得多余，为其带来了工资下行的压力。随着“机器换人”进程的不断推进，“替代效应”也会从低端、体力工作向中高端、智力工作岗位蔓延，由此会进一步削弱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这种结构性技术失业风险的加大不仅会加剧劳动者的生存压力，而且会给劳动关系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劳动用工数字化变革引发了收入分配、就业稳定等问题的讨论，给传统劳动管理模式带来了冲击。在数字劳动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积极探讨劳动关系数字化重构的有效策略，合理平衡数字技术发展与劳动权益保障的关系。

　　当一项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财富收益却惠及少数个人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财富的再分配。但相对于传统劳动，数字劳动不受地域限制，交易地和纳税地往往难以判别，这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相关研究也指出，过去几年许多大型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都成功将税收降到了最低。虽然巨型科技公司避税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条文，但巨大的经济实力伴随着巨大的责任缺失，却是背离了社会责任的精神。因此，需要加大对数字公司的税收征管探索，使公司收益与企业责任相符。盖茨就曾提议征收“机器人税”而受到各大媒体的关注。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巨型科技公司本身，而在于不平等。“数字时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市场竞争以提升大众福利。”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鼓励通过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整体福祉外，还应平衡技术创新和企业责任的关系，将税收征管由物质世界延伸至数字世界。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首先，应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设计适应数据要素特性的税收制度，如数据税、数字服务税等，为数据的交易和税收征管提供法律基础。其次，探索多元共享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数字劳动中智力劳动成果的定价复杂，计税依据难以准确确定，影响了数字劳动税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需要平衡数据生产者、劳动者和使用者等各方的利益，促进数据要素的合理利用和价值实现。再次，确保数字经济中的各类企业和个人依法纳税，避免因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差异而导致的税收不公。当然，也应考虑到对数字经济的激励作用，合理制定针对数据要素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数字科技企业创新，鼓励数据产业的发展，促进数字劳动产业的繁荣。

　　数字化浪潮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下，数字劳动正在重塑我们的工作模式。未来，数字化智能不会做所有的事情，但它会做的事情肯定会越来越多。数字经济时代的工作以数据为核心，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一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业态。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为民营企业进入新领域或扩大现有业务提供便利，鼓励民营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帮助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数字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二是健全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形势分析及动态监测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就业服务作用，匹配劳动力供给与就业需求，为劳动者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三是加强劳动力市场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多层次的数据收集渠道，强化对劳动市场的风险预警，及时发现和解决就业市场中的问题和矛盾，为维护就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完善数字技能教育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推进数字化改造和专业建设升级，引导行业制定与产业发展规划配套的教育培训方案。应对就业结构变化，提升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加强对企业数字技能需求的跟踪，完善高校、企业和社会合作的教育培训机制，建设高水平的数字技能师资队伍。

　　当今，数字化加速融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数字技术将资本、劳动者、消费者高效联结，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也使人类劳动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兴的劳动形态，其学术语境不仅涉及劳动与娱乐、消费与生产的界限问题，还涉及劳动的物质性和数字化特征的辨识问题。随着数字劳动研究进路的不断延展，其内涵和外延的高度异质性阻碍了我们对数字时代劳动本质与特性的洞察。由此，“劳动边界”和“数字化边界”的厘定就成为理解和研究数字劳动概念的基础。数字劳动的进路不仅是一种劳动理论演变，更意味着劳动关系数字化形态的开启。数字劳动已深度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劳动图景，传统劳动关系的治理机制正经历着转型与重塑。工业劳动下的雇佣模式、组织架构、管理逻辑，在数字浪潮冲击下或摇摇欲坠，或已开启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实践。虚实相生的劳动场域、去中心化再组织化的运作模式、算法主导的数据赋能生态，成为劳动关系数字化重构的现实面向。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兴的劳动形态，其发展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构也不是一个纯技术化、单向度过程，而是技术与资本、劳动与就业之间复杂关系的建构与交互过程。财富分配格局失衡、劳动关系认定棘手、产业工人面临替代危机，都是劳动关系数字化重构过程中亟待拆解的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数字劳动从业人口的国家，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和丰富的劳动场景为探究劳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广沃的土壤。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直面劳动关系数字化重构的现实困境，以有效的策略助力数字劳动实践，实现劳动关系数字化治理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和谐共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