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根塔勒《明心宝鉴》是一部刊行于明代的蒙学读物，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相比，今天的国人对其知之较少，但它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西班牙语）的中国古籍，有着约600年的海外传播史，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经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授权，线装书局联合外文出版社首次在中国大陆将《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整理影印出版。本报记者约请3位专家，围绕该书的海外传播历程与重要意义开启一场圆桌谈，以增进大众对这部中国古籍的了解。

　　专家：金程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曹轩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教育部、国家语委重大文化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学术委员）

　　姚欣：《明心宝鉴》是一部杂糅儒、释、道学说并汇集历代先贤品德修养名言警句、勉学劝善的蒙书，最晚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心宝鉴》书名中的“明心”，取佛教“明心见性”之意，“宝鉴”即“宝镜”，取借鉴之意。该书共两卷20篇，上卷为：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勤学、训子；下卷为：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内容涉及立身处世、齐家治国、修身养性、礼义观念等多方面，每篇围绕一个主题，分类纂辑先贤格言、俗语警句，文辞简短精辟、易于习诵。

　　姚欣：该书在明代可谓家喻户晓，官刻、私刻盛行，资料显示，目前国内所藏有明确刊刻时间、保存最完整的版本为太监曹玄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所刻，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在国内，清代以后，《明心宝鉴》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在国外，它问世不久即远播海外，风行汉字文化圈数百年，至今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仍有很大影响。

　　曹轩梓：《明心宝鉴》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古籍，自16世纪传至欧洲，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学习中文的读物。时至今日，该书至少被翻译成8种语言，包括西班牙语、拉丁语、德语、英语、俄语、朝鲜语、日语、越南语。

　　姚欣：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拉近了世界的距离。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关”后，大批福建人远赴东南亚经商或务工，《明心宝鉴》成为他们精神上的一种陪伴。1571年，随着菲律宾马尼拉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这里逐渐变成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1588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在马尼拉传教期间，发现《明心宝鉴》是一部很好的汉语学习入门教材，并被书中的内容所打动，遂于1590年前后将其翻译成西班牙文。在菲律宾当地华人帮助下，西文手稿背面还抄录了中文。1592年，高母羡因海难去世，3年后，高母羡的同会教友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修士将这部手稿带回西班牙，呈献给费利佩王储（即后来的费利佩三世），收藏于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后入藏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高母羡对《明心宝鉴》的翻译，开启了西方人翻译中国古籍的先河。

　　曹轩梓：在欧美文化圈，西班牙文版《明心宝鉴》的版本数量最多，折射出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作为汉学先驱的贡献。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检索结果显示，该书共有5个西文译本。其中，1959年由卡洛斯·桑斯再次整理出版的西文版《明心宝鉴》馆藏数最多，被全世界16家图书馆收藏，包括菲律宾圣托马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美国10多所著名大学。《明心宝鉴》的拉丁文译本出自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之手，他节译该书部分篇目，取名为《诸家名言汇编》。由于该译本未沿用原书名，导致其长期被埋没。德语版《明心宝鉴》由约翰·海因里希·普拉斯于1863年翻译，被全世界19家图书馆收藏，其译文还被收录进著名语言学家尼古拉斯·特吕布纳和作家爱德华·多雷尔·埃格洛夫的书中，可见其影响力。《明心宝鉴》英文版，除19世纪在英文期刊《印中搜闻》刊登的米怜译介版知名度较高外，一些韩国译者也自发地将《明心宝鉴》翻译成英文，如2012年吉文堂发行的韩国光州大学中国哲学教授李熙宰的英文译本。

　　金程宇：明代出版事业发达，对外图书交流频繁。《明心宝鉴》问世不久后即通过遣明使、游历僧、商人、留学生等迅速向东亚的日、韩及东南亚的越南等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在日本室町时代、朝鲜王朝前期、越南南北朝以前便可发现《明心宝鉴》传入三地的踪迹，《明心宝鉴》从此在汉字文化圈风行不辍。该书在日本的传播，先由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五山留学僧从中国将此书带回；文禄庆长之役（1592年—1598年）时，朝鲜本传入；自江户时代宽永三年（1626年）起又不断有和刻本刊行。日本知识阶层还编有《明意宝鉴》《童蒙先习》《童蒙抄》等大量相关书籍。明正统六年（1441年）后，《明心宝鉴》就借使臣传入朝鲜半岛。该书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在朝鲜清州刊刻，这也是已知存世最早的全文刊本，后以此本为底本的抄略本在韩国广泛流传。《明心宝鉴》最迟在16世纪下半叶已传至越南，后来还产生了《明心宝鉴释义》这样带有喃文注释的本土衍生本。

　　曹轩梓：《明心宝鉴》在汉字文化圈有广泛影响。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收录数据显示，与其相关的朝鲜文著作多达423种，译本有157种，首译本刊刻于1868年。《明心宝鉴》至少有8个越南文版本和5个日文版本，其中，越南城市美术出版社发行的越南文译本有5家图书馆收藏，1972年勉诚社发行的日文译本有19家图书馆收藏。在韩国，《明心宝鉴》被编入不少本土汉语教材中，甚至在一些流行的影视剧中也会出现其身影，可见该书在韩国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记者：《明心宝鉴》在汉字文化圈与欧美文化圈的传播，对海外读者了解中华文化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

　　金程宇：《明心宝鉴》作为语录体蒙书，荟萃先贤格言警句，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传入亚洲其他国家后，《明心宝鉴》也往往被用作蒙学教材广泛使用。在朝鲜王朝时期，该书是当地蒙童入学后的中级教科书。在今天，韩国通行的汉语教材往往也收录《明心宝鉴》相关内容，高丽大学、朝鲜大学等高校几年前还将《明心宝鉴》作为学习汉语的必修课程。由此可见，该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明心宝鉴》文辞精炼又便于记诵，使得海外读者更容易理解、体悟中华文化。书中向善的文化精神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浸润民众的人格品性。

　　姚欣：高母羡《明心宝鉴》双语手稿，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影响了以国王为代表的西班牙上层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其后，《明心宝鉴》又被翻译成多种西方语言，与其他传入欧洲的中华经典一道，在17、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为西方启蒙运动注入东方智慧，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世界意义。

　　姚欣：出版手稿的过程，是一次美妙的发现之旅。去年出版的《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线装版，将高母羡同会教友贝纳维德斯给王储的信函和高母羡对一些章节的旁注进行了翻译。它们作为一手资料，真实披露了传教士对中国智慧、中国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中华文化的欣赏，定格下400年前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目光。此外，《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线装版对手稿原件的纸张、文字的变化、装帧风格等进行了分析判断，是对高母羡手稿研究的重要补充，为研究中西图书交流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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