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你我歌词歌谱曾昭抡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高等教育体系的原点。
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在此之前,他已经享有化学界大师的声望,在北大担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学系主任,并且在1949年5月开始担任北大教务长。在更早的20世纪40年代,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和中共关系密切。1950年当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推荐几位教育部副部长候选人时,钱端升推荐了曾昭抡。于是,在这年5月,曾昭抡和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以及钱伟长到东北考察教育。事实上,两位教授都不晓得此行他们是被考察的对象。
而与他们同行的阿尔辛杰夫,此时的身份是教育部的总顾问。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
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已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课程,以适应新的国家任务。同时建立新的高等学校,首先是技术学校。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
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提出的三项基本方针,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不出阿尔辛杰夫对中国高度教育的布局。于是,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明确提了出来。
这年12月,曾昭抡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西单大木仓胡同办公。他的秘书周其湘1951年7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一直担任秘书至1958年。如今86岁的周其湘回忆往事,仍然十分佩服曾昭抡。尽管行政工作繁多,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每日在晚饭后阅读学习,所以在1958年可以再度由一位行政领导转为做学问的学者。
曾昭抡也参加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和于9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这些会议在制度上不断确立行政权威,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责任。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
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与此同时,高校中开始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于是,学校里逐渐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推行政令便极为顺畅。到1953年,教育部又决定增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政治组织也逐渐完善,高校普遍设立了党总支、党委、团委等党团组织。
五十年初的大学分拆,合并对中国高等教育开了一个很坏的先河,对照苏联的经验使全国的重点大学失去了原先的优势,重创了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952年的高教改革,对当时的中国起过积极作用,解决了经济建设急需的实用技术专门人才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缺点暴露无遗,几十年培养出一大批工匠型知识分子,技能单一,缺乏创新和原创技术发明,只能山寨别人的东西。基础研究根基不稳,出不了前瞻性的大师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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